苏轼贬谪黄州后，筑室于东坡，自己开荒种地，从此自号东坡居士。元丰六年，侍妾朝云为东坡生了个男孩，起名遁儿。依照旧俗，婴儿出生三日或满月时，需要为其洗身，称“洗儿”。三日洗礼，东坡写了一首“七绝”诗：
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
幽默的东坡与世人开了次大玩笑，他借洗儿之机，又以“洗儿”冠名，创作了这首“怪诗”。一些学者顺题索骥，纷纷误入“洗儿”的藕花深处，引发诗外之诗。明代名臣杨廉写了首与东坡公开唱反调的诗：“东坡但愿生儿蠢，只为聪明自占多。愧我平生愚且鲁，生儿哪怕过东坡。”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也写了首《反东坡洗儿诗》：“东坡养子怕聪明，我为痴呆误一生。但愿生儿狷且巧，钻天蓦地到公卿。”此诗也曾引发过当代知名学者的异议。南怀瑾先生曾批评此诗“可笑”。他还说：“世界上哪有这种事？ 生个儿子又笨又蠢，像猪一样，一生中无灾无难，一直到高官厚禄，这个算盘打得太如意了。”还有学者认为“愚且鲁”是要求儿子隐匿锋芒，学会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避免成为众矢之的。古今种种争议均围绕儿辈教育与前程展开。笔者以为东坡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借诗讽刺北宋社会。为官期间东坡是关心民众疾苦的清官，仕途上经历过春风得意的峥嵘岁月。但这位举世罕见的天才命运多舛，元丰二年的“乌台诗案”使他蒙受一场刻骨铭心的冤狱，为其一生埋下深重的阴影。
元丰二年三月，苏轼从徐州迁知湖州。据《宋史》苏轼传记载：“徙知湖州，上表以谢。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，以诗托讽，庶有补于国。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摭其表语，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，逮赴台狱，欲置之死，锻炼久之不决。神宗独怜之，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。”上文中“媒蘖”意指借端诬罔构陷酿成其罪，“讪谤”即诽谤。就是说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断章取义地抓住苏轼湖州谢表和诗词中只言片语，以不实之辞对苏轼进行诬陷、诽谤，导致苏轼入狱。从宋史记录看，苏轼无罪之有。乌台诗案是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人对苏轼的人身陷害，是彻头彻尾的文字狱。
在此案处理过程中，对苏轼投石下井的还有时相王珪。据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记载：“元丰间，苏子瞻系大理狱。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，时相进呈，忽言苏轼有不臣意。神宗改容曰：‘轼固有罪，然于朕不应至是，卿何以知之？’时相因举轼《桧诗》‘根到九泉无曲处,岁寒惟有蛰龙知’之句，对曰‘陛下龙飞在天，轼以为不知己，而求知地下之蛰龙，非不臣而何？’神宗曰：‘诗人之词，安可如此论，彼自咏桧，何预朕事！’时相语塞。”此文中时相乃宋代著名的“三旨相公”王珪。王安石罢相后，变法派人才危机。元丰年间的宰执大臣，大都才具平庸。王珪为相，庸碌低能，少有建树，只会恭敬从命。此类朝官与御史台酷吏沆瀣一气，妒贤忌能，陷害人才，诚可谓愚且鲁也。
乌台诗案发生后，朝野震惊，波及后宫。各方人士反应不尽相同。王安石是熙宁变法时的宰相与新党领袖人物。苏轼与王安石曾有过政治分歧。王安石对乌台诗案的态度是鉴别此案性质的重要参考依据。乌台诗案发生后，王安石、张方平等老臣曾积极营救苏轼，王安石还力挽狂澜地上书神宗皇帝说：“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？”君子一言，一语定性。王安石此言与《宋史》苏轼传相互映证，足以说明“乌台诗案”就是一场陷害人才的冤狱。
东坡一生，一贬再贬，从黄州、惠州再到儋州，这一切祸根均应从“乌台诗案”算起。《洗儿诗》正是在这种令人压抑的逆境中创作的，“乌案”后数年，东坡在黄州发表了这首令世人振聋发聩的洗儿诗。面对北宋元丰年间的文字狱压力，东坡采用幽默的笔法来抒发内心的愤怒。幽默是辞格的一种，是通过影射、讽喻、双关等手法，揭露社会生活的弊端。抓住幽默特色是解锁此诗的钥匙。“我被聪明误一生”既是穿越时空的呐喊，也是雷鸣般的愤怒与控诉。“但愿我儿愚且鲁”既是愤激之词，也是指桑骂槐的双关语。诗中“愚且鲁”与“到公卿”之间显然是存在强烈的逻辑反差，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把这首诗的讽喻意味推向了顶峰。与东坡坎坷的人生遭遇相比，王珪、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这类人物无所作为却青云直上，可谓“无灾无难到公卿”。诗中“我被聪明误一生”与“无灾无难到公卿”两相对照，愈发彰显北宋元丰年间错勘贤愚、不爱惜人才的晦暗内幕。